此次观展自然也直奔玻璃柜中的真迹而去

作者:陈博洋

《礼记·玉藻篇》有言:“父没而不能读父之书,手泽存焉尔。”“手泽”一词,由此问世。先哲原意是说,因为父亲阅读过的书上面存留有手上的汗液,是其存在世间的遗迹,后人不能翻阅以免破坏。当然,现在看来这种说法已然迂腐过时,且大有形式主义之嫌。保存手泽,只是留其形,“父没,三年不改其志”,才是存其神。而今万林艺术博物馆展出的冯氏藏墨,正是我院冯天瑜教授在父没三十余年后仍不坠家风,恪守先人遗志的体现。我本着对书法艺术和近代史的热爱,数观其展,感慨良多。

十四年前《近代名人墨迹:冯永轩藏品》一书面世。在此次观展前,我已数次拜读此书。它收录冯永轩先生所藏字画二百余件,其中不少精品即在此次冯氏藏墨展中露面。应该说,这些近代名人墨迹是此次展览中最大的亮点,而陈列在展厅中央玻璃柜中的墨迹原件,则为重中之重。究其所珍,有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二端。

论艺术价值,非过眼真迹不可。直面真迹,有一种如与古人对视的快感,这是任何复制品所难以替代的。纵然科技发达的今日,再精微的照相、印刷技术,也无法替代毛笔与宣纸自然晕染所达到的神采。就中差别,好比演唱会与专辑、进戏院与听唱片,亲临其境一次,便再难忘怀。长年徜徉于故宫和琉璃厂的我,此次观展自然也直奔玻璃柜中的真迹而去。玻璃柜短短窄窄,却密密地摆满了手札、条幅与对联。有的对联因为展柜空间有限,只展露出一两个字,却也足以引人注目。

举印象深刻者,略谈一二。张裕钊行楷手札,与他的碑碣书丹一脉相承,外方内圆自成一家。然字形缩小很多,花笺用纸熟中夹生,点画略有缠绵,运笔速度明显加快。这样一来,棱角犹在而灵动不失,此种作品存世不多,较其大楷而言别有意趣。一封曾国藩论军情手札,楷中夹行,末页见草,用笔多直少圆,刚猛凌厉,节奏感分明。纸质纯熟而滑,点画毫无氤氲而愈得精微,可见军情紧迫,虽颠沛造次,然驰不失范。尺牍书疏,千里面目,见此字便可遥想曾文正公其人,干脆爽利,练达老成。郑孝胥的行楷大字八言联,永轩先生藏有两幅,此展一幅露面。书于洒金万年红腊笺纸上,今已少见这样的良纸佳墨。北洋年间,郑孝胥书名颇显,润笔之高一时沪上无双。沙孟海先生也对其推崇不已,认为他的字“有精悍之色,又有松秀之趣,于冲夷之中,带有激荡之气。”在拜观玻璃柜中的真迹时我也留意到,展柜侧面透明皆可周览,光线充足,较之故宫武英殿书画展长年的灯光昏暗距离过远的感觉,万林艺术博物馆确有过人之处。展馆四周,挂有位数颇多的条幅立轴,其中不乏近现代文化名人的大作。虽然有的作品一角盖有“复制品”三字小印,但观赏时亦可得其仿佛。

从艺术角度来看书法,这一时期书坛正是处于转型之际。随着清末科举制度寿终正寝和清王朝的覆灭,“士大夫”这一阶层开始破裂。文人无法通过考取功名、经国治世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与科举捆绑在一起的馆阁体日渐衰微。即便是已然取得功名的人也转而从事与文化相关的领域。一部分人成为实业家譬如张謇,一部分人投身出版业比如张元济,一部分人进入教育界比如蔡元培,也有一部分人成为职业的书画家,以鬻字卖画为生,比如郑孝胥和皇族后裔溥心畬。最后这一批人的书画艺术,开始跳脱出一般的“文人字”、“文人画”。通过长期的系统的临摹古代名迹,有意识地在作品中强调艺术性和技巧性。与同场展出的左宗棠等更老一辈的书作相比,不难看出这一时期书画艺术的取向分流过程。观此展后,我更感觉到,近代所谓书家字与“学者字”、“文人字”并无严格的界限,惟有临帖多寡、深浅之别耳。此次翁方纲的一件条幅也有展出,其浸淫书学颇深,考据细密,然终生死守《化度寺》一碑,不得其骨。梁任公虽以学者名世,但这次展出的一幅对联,魏碑气象扑面而来,有邙山诸志之神韵。后者临摹碑帖得法而已,所得之法乃艺术创作本身之法也。

艺术价值之外,这批展品的历史价值也应予以高度关注。在这方面永轩先生为后学晚辈起到了模范作用。“藏”、“研”结合的思想,在永轩先生蝇头旁批的字里行间中一展无余。在经折装的手札页眉页脚,常常可以看到永轩先生亲笔的批注,大多以考据信中所提及的人物籍贯、任职、交游为主。所引文献从《清史稿》、《大清会典》等正史到所闻所见,细致详实。在《近代名人墨迹》一书中,更是收录颇丰,与信件的正文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可见永轩先生收藏这些名人信札的目的绝不在于期待他们有朝一日能够升值,不为待价而沽,而是为了了解近代史而积攒史料。这种学者型、研究型的收藏,是当今那些名为收藏家而实为文物贩子的人所难以企及的,单凭查索文献、考据典籍的功力,就已有云泥之别。冯天瑜先生曾回忆,他时常听父亲说,一旦得宽余,将逐一评介这批藏品,以方便后人利用。其实,我们透过这些旁批,已经能够领略到永轩先生整理、解读藏品以俟日后为书画界、史学界所利用的宏图了。

而今冯天瑜先生子继父志,不仅自己重观先人手泽,更将其公之于大众。于其身是为“睹乔木而思故家”,于大众则是一次“考文献而爱旧邦”的机会。永轩先生一生奔波,从湖北至新疆,再到陕西,最后回到湖北,历尽磨难,屡经人祸,他的这些藏品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近现代史的曲折。斯人一去,永难再会,但其精神早已熔铸在他的旁批脚注、题签印鉴之中,永远地熠熠生辉,煊赫不灭。

(编辑:肖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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